“暴露”之后怎么办？

作者：刘星洪

　　说到“暴露”一词，有人以为笔者要针对人体说话。我不，我想说的内容，与中国当今政治和社会相关。
　　在中国，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曾有太多的“禁区”，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标注“保密”、“机密”、“绝密”，尤其是经过十年文革的“洗礼”，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把人禁锢得要死，讳莫如深成了中国某种政治的代名词；几乎所有成熟的中国人，都懂得什么时候该闭嘴，什么时候该“摇头”。记得前几年，北京首次预报40°C气温，一些媒体上竟还发表“欣闻发布四十摄氏度”这样的文章，大抵以为发布高温乃是一个进步，值得欣慰了。前年中国闹“非典”，从广东蔓延到北京，北京时任市长出于政治的考虑，对联合国有关卫生组织“隐瞒”疫情，不得不为后来的事态承担责任，与当时的卫生部负责人一起吃了“锅烙”。
　　如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观念的转变，政治的进步，民主的增强，除了政治、军事、科技尖端等任何国家都不得不严守秘密以外，能够公开的都已经公开了。这从近年来全国内念发生的火情、水灾、矿难、桥陷、房塌等等重大事故的报道，就能够看得出来。就说矿难吧，有一组数字：某年某月某日北京时间2时30分左右，新疆阜康神龙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已有81人遇难仍然有2人下落不明；某年某月某日中午12点多，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一乡镇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69名矿工遇难；某年某月某日22时47分，位于河南新密市的郑煤集团****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48名矿工遇难……对于诸如此类的恶性事件，官方不再隐瞒有关数字。
　　然而，因为类似的内幕“暴露”出来了，跟着许多的问题也就提了出来。比如网上有人说，中国的矿难令“恐怖主义”也望尘莫及。说的震耳欲聋，说得入木三分，说的发人深省！
　　可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还要说什么呢？现在是全部都“暴露”了，无须隐瞒什么了，可是又怎样呢？接下来我们知道的是：中央重视，当地政府重视，然后是采取紧急措施，再后是对案情的清查、对责任者的追究等等。反复如此，千篇一律，就又成了新的问题了。
　　为什么这井下的事故屡屡发生，却又屡禁不止呢？报纸电视上不是说我们的政府加大力度清理小煤窑吗？实际上呢，是不是还有新的“隐瞒”的内容呢？“据说，只要不出事，小煤窑是消灭不了的！开小煤窑的哪个不是头头脑脑的亲朋好友？那等于给自己家设着个小金库！矿工的命太贱了，前些年出事故死在井下的，矿长给个万八的就把事儿给平了；现在呢，赔得多了些，也不过两万三万的（听说最近又出了新政策，在井下死一个就给补15万元），比起命来，那算什么！人死了，只要给了钱，没人追究责任，照样还有人下井，他们照样赚钱！”……这些个，只是一篇小说里编撰出来的情节，现实中大概总不会如此吧？
　　中国目前还有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就业难等问题，还有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有2亿多离土离乡的农民工问题，还有中国即将进入老年社会问题……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暴露”后，又该怎么办，只好再说“题外话”：在近几年对中国市民的一份调查中表明，国有企业工人和农民这两个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群体，均自认为和被认为是收益最少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近几年对全国60多个城市2000多居民的抽样调查，1997年到1999年连续3年，市民们都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收益最少的群体，第一是国有企业工人，第二是务农农民。这种情况说明了一种情况：如果一个社会的最基础阶层产生了相对剥夺感，那将是危险的潜伏因素。
　　近期《人民日报》的一期社论说，存在收入分配不均是允许的，但是我们要抑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免造成社会动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樊刚，批驳了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20多年的美国律师章家敦（Gordon Chang）在其《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大陆禁止出版）书中表述的观点（“腐败泛滥、贫富悬殊、上层分裂、民怨沸腾，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他表示，“一个国家如果走到了这个地步，不垮台那才是咄咄怪事”，“中国加入世贸后五年将出现大乱，中国政府已经没有时间应对”），但是他也承认就算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是世界上仅有的最严重国家，也是最严重国家之一。他说：我不相信一个国家主席的工资收入等同于一个银行普通职员的工资收入就可以产生同甘共苦的民族信念，我也不相信当上千亿元的公共资产非法流入私人腰包时还能让下岗工人和不堪重负的农民普遍保持平静的勤劳致富的心态。
　　潜在的严重性从这里面显现出来。这是否就是上述“暴露”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呢？记得作家迟子健前几年写了一篇名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中篇小说（见《小说月报》2005年第7期），写了生活中出现的“嫁死”的现象：这些年下井死了的矿工，家属得到的赔偿金多，一些穷地方的女人觉得这是发财的好门路，就跑到**来，嫁给那些矿工。她们给自家男人卖上好几份保险，不为他们生养孩子，单等着他们死。当地私下就管这样的女人叫“嫁死的”。
　　这当然也是一种“暴露”，如今能够“暴露”到这个份上，可谓是进一步了。什么时候再进一步呢？邓小平当初说的一句话，也许是人们评估中国现状的一条标准，当年“总设计师”是这样说的：评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否能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然而，现在与我们老百姓来说，大概也只有“看”的份儿罢。